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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炯昊:中国近代史上的“技术”与“日常”

时间:2018-02-08 13:42  浏览:  来源:www.0566md.com


【编者按】11月25、26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微博)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本文原题《技术与日常——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些思考》。

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飞猛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日益感受到技术的宰制。互联网支付、共享单车等新生事物在短短数年之内即高度嵌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人工智能阿尔法狗于围棋人机大战中将一流棋手碾压,一战成名,并透过媒体广为传布之后,知识界对技术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向来敏感的人文社科学界对技术进步日益关注,不少学科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方面的学者都曾撰文或开展对话。许多学者表现出一种焦虑,有学者提出“用政治锁死科技”,在此基础上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有些学者则指出:技术发展背后有资本的力量和阶级性,资本力量选择和干预了技术的发展,哪些技术突飞猛进,哪些停滞不前,并非完全循着科技发展的内在理路,而是充满了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中立性被打破,成为强势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技术从业者也无疑成为压迫者的共谋。即便如此,很少有人会像反抗华尔街精英那样反抗技术从业者。尽管与人类历史上的漫长过去相比,技术精英已经不再是沉默的一群,除了获得无数金钱和社会地位之外,他们已经跃入前台,进入公众的视野。
如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者较少对当下的技术进步直接发表看法,即使有,大多是在探究诸如“大数据”、“数字人文”等概念和技术对历史研究所能起的作用和弊端。这大概是由历史学科的特质所决定的。历史学者更擅长细密地解读过去,而对当下的关怀常常被潜藏起来。更重要的是,太过靠近的时代,因为本身尚在发展变化之中,很难确切地观察到其全貌(杨国强老师曾多次以比喻的形式提醒我们,手掌放得太近,可能看不清任何纹路,反而遮挡了远处的景象)。以中国史而论,19世纪以来的变革,或许到今天尚未完结,看不到终点在哪里。如果放眼世界,这个变革的时间可能还要推前。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得不在许多事情都尚未有一个清晰的结果的情形下展开他的研究(高波老师提到时段划分的问题,分期的难点在于终点在哪里。在终点变动不居的情形下,分期就特别困难)。如同在一列变动不居的火车上观察周遭的景物,其难度非常之大。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当下的刺激。当下的技术进步,促使我回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技术和技术精英,尽管科学技术及其从业者伴随着风云激荡的政治变革、潮来潮去的思想流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常常在既有研究中缺位。
一、技术如何写入历史?
如果说,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在“高音”之外,还存在着不绝如缕的“执拗的低音”,那么,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在其基础上的现代技术则是一种近乎沉默的“背景音”,但却一直以沉默的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各种专业技术精英极大地改造了人们的生存境况(譬如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就左右了人们的居住方式甚至家庭结构),从事这些专业的技术精英,本身未必有一种明确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但其所起的作用是全局性的。(詹姆斯·斯科特曾经关注到,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能采取同样的技术策略,譬如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和苏联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具有某些相似性,而且都受到了勒·柯布西耶理念的影响。)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一般将“发声”的“精英”与“沉默”的“底层”来对举。沉默的往往是无权无势的底层,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技术从业者恰恰是有力且应该被归于“精英”的一个群体。他们却常常与底层民众一样,不太用文字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说是一群“沉默的精英”。

建筑空间
许倬云先生的回忆录曾经提到,他在家乡无锡读中学的时代,无锡人的观念里,考上清华(微博)北大(微博)固然很好,但考上上海的交通大学学工程技术、学商科更为人所重,如同科举时代中举之后的光耀门楣。无锡所处的常州府,科举时代是文风鼎盛的地方。数十年之间,风气转变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出身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建筑学家张镈回忆:曾任两广总督的父亲张鸣岐经历辛亥鼎革之后,晚年曾告诫他宦海沉浮,“为官不义且不易”。认为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而从美国学成回来的大哥张锐则提出:“建筑师、医师、律师等三师在国外属于自由职业,可以自食其力。”由此而奠定了他学习建筑专业的志向。与张镈类似,他的大哥、二哥、二姐、四弟都选择了学习理工科,成为专业人才,而没有走读书仕宦的道路。张鸣岐在晚清仕途颇为顺遂,署理两广总督时不过三十五岁,有“青发总督”之名,可谓少年得志。入民国之后却劝子女不要入仕,一方面固然来自辛亥革命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技术精英在社会上地位日高,且容易避免政治变动的冲击。无独有偶,早期建筑学家和建筑史家刘敦桢,也出身于湖南新宁的簪缨世家,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出于一族。如果继续列举,这样的例子还会很多。